还成。军权他肯定要握着的，至于另外一个不知道会是啥。
此时的陈青松其实也在观察在座众人的反应，说实话，他为了写这份东西，三个月来真是受尽了精神煎熬。为了给君主制找到合理解释，瘦五斤算什么，他都把自己给绕糊涂了..... 话说于德利当初在和赵新结束那场海边谈话后，便专程去了趟富尔丹城，和陈青松谈了两个晚上。政体这种事，北海镇里最有发言权的，就是有过体制内经历的陈胖子了。最后两人商定，政体草案由陈青松来起草，于德利负责察遗补缺。
跟赵新遇到的困扰一样，陈青松一开始起草方案，首先选择的也是共和方向；然而当他采用了西方政治哲学的概念来思考政体问题的时候，一个无法绕开的基本问题摆在了面前，即“政治的合法性”也就是如何使制订的政体体制取信于民。
为什么一部分人拥有统治权而另一部分人只能成为被统治者？某种特定的政治模式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从古到今，从东到西，尽管大多数的政治社会都是建立在非理性和暴力的基础上，但历代统治者都要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做出论证。被统治者对统治的合法性论证的信服，是政治社会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前提，古典社会中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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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的原则是“天下为公”，也就是强调所有公民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当然了，士大夫阶层对这套是最喜欢的，因为这意味着“道统”又重回他们的怀抱，甚至连“治统”都能分一杯羹。宰相制和内阁制么，地主阶层挥斥方遒的时代又来了。
然而对于刚从带清朝治下摆脱出来，连个大字都不识的广大老百姓，你告诉他如今变天了，你也能对朝廷的制度发表意见了，他一定会认为你在撒癔症。有那闲工夫，还不如多拾掇两亩地，让家里人吃饱饭，让孩子有书读，以求摆脱命运来的重要。
十八世纪的带清，是一个拥有90农民的农耕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跟老百姓讲共和，纯属对牛弹琴。说白了，别看北海镇目前治下的老百姓有一百多万，可要是论起搞共和体制的基础，估计连一半都没有。
所以要想让天下老百姓接受共和，那就得通过一场场的运动进行改造，改造读书人、改造陈规陋习、妇女解放等等。问题是确定留在本时空的就这21个人，土地改革还没开始搞呢，其他再跟着一起上，极容易引发政治动荡，到时候大家只能卷铺盖卷溜之大吉。
某些人会说了，北海镇拳头大啊，那还不想怎么着怎么着？民智不开，普及教育就好了。问题是那也得有段时期才行。北海镇的基础教育固然搞的不错，尤其是北海军，识字率高达97。但和整个带清三亿多老百姓比起来，连根毫毛都算不上，更不要说南面还有一千万熟读孔孟之道的读书人。
卢梭说过一段话，即便赵新非常不喜欢这个人，却也承认对方讲的很有道理。
“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大到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强力是一种物理的力量，我看不出强力的作用可以产生什么道德。”
要知道服从某个政权的统治和承认这个政权具有统治权利是截然不同的。由暴力产生的屈从不会让被统治者具有从心底认可的政治义务，一旦赖以维持的暴力基础被削弱，自然会有人起而推翻。物质或情感的动机可能出于习俗、畏惧和惩罚的情绪，但人的心理层面的情况往往是多变的，不能构成统治的可靠基础。
《孟子》上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