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了。
接着，随着箱馆与外地的贸易不断发展，虾夷天台宗的僧侣也开始出现在扶桑各地
安政二年（1855年）夏四月，幕府“令伊达庆邦、佐竹义睦、津轻顺承，发兵戍虾夷及箱馆”。
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长崎、神奈川（横滨）、箱馆对外通商。
安政六年（1859年）九月，江户又“令伊达庆邦、保科容保、南部利刚、佐竹义就、津轻承烈、酒井忠宽助垦虾夷地”。
这能来就能往啊，秀念的徒弟开始奔走于各地。
其实，秀念哪里有那么多的徒弟，好多都是直秀一系的人马。
而且，因为僧侣有一些特权，寺社奉行所对度牒的控制相对严格，所以白主派出的队伍，往往是一个和尚带着几个徒弟各种配置，俗称一拖几。
按理说，幕藩体制下，这和尚游荡各地是不受欢迎的——当时实行寺请制度，也就是每个人都必须有自身归属的擅那寺，平民的户籍实际上归寺庙管理。由此，实际上传教领地就这么被分片了。都分片了，僧侣跑来跑去的，传不了教你想干嘛？
当然了，这游历修习也是可以的，但毕竟无利可图，而且这被本地寺庙视为捞过界的恶行，所以出游的和尚不多。
当时最常见的外来僧侣就是普化宗的虚无僧和大社神官——虚无僧打着武士修行的名义，其实多有浪人、强盗等不法之徒，拿着假度牒，逮着机会就干一票；而神官则是各大社的居多，到处售卖神符或者劝人远行到大社朝拜。
这两种都不太受当地官府的欢迎，一个是明着惹事，一个是煽动领民出游，因此见了就驱逐或抓捕——但农业社会的管理不严密，治安力量也不强，所以漏网之鱼还是很多。
相比这些僧侣、神官，天台宗白主仙霞寺的僧人就受欢迎的多。
里面的缘故嘛，一是仙霞寺僧人从不化缘，给都不要；二是，从不公开传教，不问从不谈论教义，就是谈，也没有宗派之别，讲的不是经典而尽是一些劝人向善的话；最重要的，这些人对地方大有裨益，不但低价行医还推广农学、传播良种。
当然了，这良种随身带不了多少，但人家可以指点你在哪里买得到啊。
时间长了，除了领民，连各地武士、寺社和商人都对其非常欢迎
武士欢迎的原因很简单，人家免费或低价治病啊，尤其是仙霞寺的安胎之法、育儿之道非常灵异——当然了，出家人精通这个难免惹人遐思，但人家说这是北地医馆的成就，自己就是替其宣扬而已。这也说得过去，不管咋说，生儿子、养儿子最重要。
当时的医疗水平很差，幼儿夭折率其高。而且经济越来越不好，武士家庭也多受影响，生多了养不起，生一个吧，那得养得活才成——平均两三个孩子才能有一个孩子顺利成人，大名、武士、平民的情况莫不如此。
什么 “怀孕期”、“膝胸卧位纠正操”，在此时那真是神迹啊，加上奉送一本赤脚医生之育儿手册，再不尊重大师，难道脑壳坏了不成。
而各地庄屋（村长）、寺社、商人除了以上的好处，还能获得新的农学知识、商品渠道和工艺，自然也是热衷于仙霞寺的僧人来访。
当然了，直秀一系培养这些人才不易，所以分外注意安全——结队出行不说，还先是拜访有力人士，获得庇护后也不随便深入各地，而是尽量在当地培养下线。反正书籍上写得清清楚楚，再说想多跑几个地方，这北地的人手也不够啊。
不管怎样，到了1860年的时候，天台宗白主仙霞寺的名声越来越大，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广，从原本的出羽、陆奥所在的东山道已经扩散到山阳道来了。
这备后福山藩有阿部伊势守这样的大佛，自然要有力人士出马——秀念除了我还能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