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上的首席宰相。这一人事变动，标志着主和派在朝廷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同时也预示了李纲的黯然出局。
黄潜善利用其权势，指使殿中侍御史张浚罗织罪名，对李纲进行公开诋毁，制造舆论压力。在黄潜善的排挤与攻击之下，李纲这位主战派领袖在宰相之位上仅仅停留了70余天，就被迫离职。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朝野上下对黄潜善的普遍不满与指责，也暴露了南宋初年政治斗争的残酷与权臣弄权的乱象。
三、主和偏安与遣散勤王
黄潜善在担任南宋宰辅期间，面对金人南侵、国家危亡的严峻形势，却力主与金议和，追求偏安江南的策略。这一主张反映了黄潜善在国家利益和个人权位之间的取舍，其行为明显倾向于后者，表现出典型的权臣心态与短视行为。
首先，黄潜善主张对金议和，其根本出发点在于维护自身的权位与利益。他深知，持续的战争不仅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也可能威胁到其在朝廷中的地位。因此，黄潜善倾向于通过与金议和，换取一时的和平，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他积极推动与金人的谈判，试图通过割地赔款、称臣纳贡等方式换取金人的停战承诺，以达到偏安江南的目的。这种妥协求和的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可能避免了战争的直接冲击，但却牺牲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民族尊严，为南宋日后的衰败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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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黄潜善利用各种手段遣散各地前来勤王的军队，削弱了南宋的国防力量。这些勤王之兵，本是各地忠于朝廷、决心抗击金人的武装力量，是南宋抵御外侮的重要支柱。然而，黄潜善出于对主战派的敌视与对自身权位的维护，不惜采取种种手段，如散布谣言、扣押粮草、削减军饷等，迫使这些军队解散或返回原地。这一行为，不仅削弱了南宋的军事实力，也严重打击了军民的抗金士气，使南宋在面对金军进攻时更加被动。
此外，黄潜善还促使高宗将朝廷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迁至扬州，进一步放弃了对北方大片地区的有效控制。南京作为南宋临时首都，地处中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黄潜善却主张南迁扬州，理由是扬州地理位置偏僻，不易受到金军直接攻击，有利于朝廷的安稳。这一决策，实际上是将朝廷置于远离前线、缺乏战略纵深的境地，使得南宋在面对金军的攻势时难以组织有效的防御与反击。同时，朝廷南迁也意味着放弃了对北方广大地区的治理与收复，使得这些地区落入金人之手，进一步加剧了南宋领土的丧失。
四、扬州治政与民怨沸腾
南宋朝廷迁至扬州后，黄潜善升任左仆射，手握重权，却未能担起国家重任。他执政期间，并未积极备战，以应对金国可能的侵犯，反而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因循 苟 安，不思进取。
黄潜善对于军民的抗金热情和备战需求置若罔闻，忽视了国家的安全大局。他未能利用扬州的地理优势，加强城墙防御，整顿军队，反而任由军队纪律松散，士气低落。这种消极备战的态度，使得南宋朝廷在金国面前显得异常脆弱，一旦战争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黄潜善的消极备战政策，引起了军民的极大不满。军民们对于他的不作为感到愤怒和失望，纷纷指责他误国误民。黄潜善的执政，使得南宋朝廷在扬州的统治岌岌可危，也为后来的历史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五、贬谪梅州与病逝异乡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中旬，面对金军的步步紧逼，高宗被迫从镇江再退至临安（今浙江杭州）。中丞张澄趁机弹劾黄潜善与另一权臣汪伯彦共犯20条大罪，高宗遂将其贬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旋即又削职，安置于衡州（今湖南衡阳）。此后，郑珏继续上书，指出黄潜善罪恶较汪伯彦更为严重，高宗遂将其改置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