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选择感到庆幸。
人贵有自知之明，虽然昌达集团没有给史晓东和邹博士任何科研方面的压力，但他们知道企业花大价钱引进他们的目的，所以，在从外地搬家到省城后，他们抓紧时间处理完自己的私事，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便向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提出了各自需要配备的助手人数和层次，还向供应部门提交了仪器设备采购清单，除此之外，史晓东和邹博士还分别向集团公司技术总监呈交了各自下一步的科研选题方向和选题报告。
为了给史晓东和邹博士营造尽量宽松的科研环境，上述事项原本都让他们本人自主决策，集团公司有关部门不想参与其中。也许这类琐事超出了两人的能力范围，或者出于别的考虑，反正他们谢绝了公司的好意，提交材料后，请公司有关部门帮忙办理。
因为新药创制的策略问题，关云天此前跟省医药管理局的黄副局长有过一次长谈，老黄虽然算不上医药领域的高级别专家，但绝对是一位学者型官员，他长期主管和参与制定药品方面的政策，对新药研发和创制有独到见解。
当史晓东和邹博士将各自的选题报告呈送到集团公司领导面前，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时，关云天向两人陈述了医药管理局黄副局长的见解，“首先声明，对于新药研发和创制，我们是外行，这位老朋友的观点，不知道对你们的选题有没有参考价值？”
“我觉得这位领导的建议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就目前条件而言，不要说科研基础薄弱的企业，就算基础比较雄厚的科研单位，搞新药创制都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国内的基础研究水平还很低。”邹博士的观点跟老黄竟如此相似。
“据说新药创制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较高水平的基础研究，二是资金。不瞒二位，昌达集团在资金方面不存在太大问题，现在的关键是对跟新药创制有关的基础研究缺乏了解，在你们二位看来，这方面有没有捷径可走呢？”关云天道。
“捷径？基础研究没有捷径可走。”史晓东连连摇头。
“不是说在基础研究方面走捷径，因为昌达集团作为企业，不可能做基础研究。我的意思，新药创制不是需要在大量的基础研究之上展开吗？虽然国内的基础研究做的不扎实，咱们是否可以借用国外的基础研究成果呢？”关云天道。
“当然可以！但国外真正有意义的基础研究成果，在互联网和书刊杂志并不多见。”邹博士道。
“如果可以，你们又真正需要的话，叶总也许可以帮到你们，毕竟她在杜克大学读了本科和ba,还在陶氏公司做过部门高管，要了解外面的情况应该比咱们方便。”
“那就最好了！通过叶总了解到的情况，再加上咱们在互联网和外国期刊杂志上的筛选，说不定就能发现值得创制和开发的新药。”邹博士对此很感兴趣。
“大方向可以这样考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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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那位朋友的建议还是值得重视的，先做仿制药品的研发，以此锻炼科研队伍，并积累经验，一旦捕捉到目标，再开展新药创制，将来的工作也许会更加顺利一些。”关云天道。
近一年来，因为忙于搭建昌达集团的科研平台，关云天把归于上市公司的养老项目向外扩张的业务几乎停了下来，有几个地方的相关负责人打电话或亲自过来准备洽谈这件事，他让关琳珊出面接待，实际上等于把对方拒之门外。
也许是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剧，近一段时间邀请昌达控股去投资养老项目的城市多了起来，有些地方的条件非常优惠，面对这些情况，关琳珊不得不向她父亲汇报。
“接触养老项目的时间已经不短了，你看着处理就行了。”听完汇报，关云天若无其事地说。
“这都是些招商项目，邀请昌达控股去投资，条件很优惠，我可不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