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风扇厂的厂长，和厂里女财务副厂长携一百多万巨款潜逃出国了。
他们对那厂长携巨款潜逃出国并无兴趣，对他的那两句话却是回味无穷。
木滨问孟哥咱们店一年能、能有多少收入？小孟说大概一万三千多。木滨算算说除去房租和、和我的工资，你挣十万块钱得、得三十多年，能干到你秃、秃头谢顶。小孟说我得娶媳妇生孩子，干到那会儿也剩不下十万块。木滨说那个厂长说、说得有理儿，我们干理发的挣、挣钱得走高价。
于是小孟和木滨在喳喳了几个晚上后开始行动，把店里重新装修一番，挂上陈冲、刘晓庆等明星的电影画报，放起“小小的我”、“冬天里的一把火”等流行歌曲。大上海理发店是全上海最有名的国营理发店，凭的是手艺。他们的店改名为俏上海发廊，全靠发型时尚，把价格提到两块钱人数也看不出减少。俩人又把自己的发型捣扯美了，木滨成了披发大鬓角，小孟烫成了卷毛。
过一个月又装修升级一番，木滨建议把价格翻番提到三块钱，小孟犹豫着勉强同意。过几天木滨又建议价格提到四块，小孟瞪大眼睛，但人数还是不少。最后木滨说提到五块钱，小孟说大头兄弟想钱想疯了吗？
木滨说我、我没疯，来、来理发的人会、会疯。果然，价格提到五块钱，兄弟两个一天下来仍是忙忙活活，很多年轻人把来俏上海理发烫发当成了荣耀。高兴得小孟有时会敲一下木滨的脑袋，说你这个闷大头像一休哥一样聪明。
理发店的装修是在夜里关门后，两人自己动手完成的。所以八七年开春的头三个月里，黑白忙碌的木滨几乎没有了思念和担心媳妇儿的空隙。等到理发店涨完价步入正轨，木滨算计着预产期差不多的时候，就和小孟商量着，预支了六百块钱赶回家去。
离家半年，媳妇儿沈风茹和岳母倒也无恙。只是因了营养不济，怀孕的风茹面色黄瘦，转过身去木滨抹出了一把泪水。随即把网兜里的罐头打开端给了岳母，拿开媳妇儿手里织的半截毛衣，沏了碗麦乳精递了过去。
木滨找村委会开了证明信，拿户口本儿去乡里照身份证。上海的派出所要求办理暂住证，没有身份证是不行的。
等到了乡里负责人说不能给你办理，木滨纳闷了公社都改成乡了，时代变了怎么办身份证还要讲出身成分吗？负责人说你们家去年的公粮和提留都没交呢，交完了才能照身份证。把公粮折成款项和提留交了八十多块钱，这才把身份证的照片给照了。
晚上回到家，债主们闻着味儿似的都上门来了。木滨给他们分去了三百五十块钱，答应剩下的钱半年内还清，剩下一百七十块钱等着媳妇生孩子。
几天后儿子出生了，瘦的比墙角窜出的老鼠大不了多少，不过哇哇叫倒也欢快。当接生婆说恭喜你孩子是个“带把儿的”这句话时，木滨心里如同一块石头“咚”地落在了地上。从城里出城到村子不过五里地的路上，不下十几处墙上有“晚婚晚育只生一个好”的类似标语，先前对生女儿的担心变成了喜悦。
木滨跑到爸爸和奶奶的坟上烧了纸，一来要告诉爸爸和奶奶家里续上了香火，二来过年没在家，算是补上给老人的纸钱。
半个月后，木滨拿到了写着自己程木滨仨字的居民身份证。他默默地拿着身份证望了好久，半夜醒来还看了两次。是的，身份证上确实没有“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字样。这时才真正地感觉到，他是芸芸众生中平等而不再是低人一等的一员，他才是属于这块大地的子民，这一天他等了二十二年。
然而在他幼小心灵中植下的自卑的雾霾，已经侵入他的骨髓，一张身份证是远远驱散不了的。心理的病毒抽丝般离开他的躯体，还得需要几十年时间。
回到上海，木滨和小孟一起把发廊做成了南市区档次最高价格最贵的理发店。每天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