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窟窿捅破。
（2）
借此机会小松也豁出去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就挖到了大伯的烂处。“我当然要说清楚啊。”小松故意把声音拉得很长说道“你儿子的住房是哪来的？哪有老子走了儿子住的规定？”
小松这一问，像揭了疮疤一样，疼得大吼道“你别在这血口喷人，胡说八道，那是组织上同意的。”
“组织上同意的？”
小松反复咀嚼着这句话的用意。原本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现在却成了这些人用来推卸责任的法宝。就像一颗没边没际、没楞没角、没抓没拿的刺猬，你想上去咬一口，都找不到下口处。
“这是哪个组织同意的？那个文件上有老子走了儿子住的规定？”小松一点也不退让。
那是去年冬天的事，大伯的大儿子要结婚，却没有房子，急得大伯也是团团转。
大伯原在计委任副主任，机构改革开始，计委几个头头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上，如果原班人马不动，年龄降不下来，年轻干部就提不上去。正好房管所有一个空缺，县委几次研究，大伯几十年来大错没犯，加之又不到退居二线的年龄，文化虽然不高，也捉不住放下去的把柄，就这样大伯理所当然，趾高气扬地来到房管所任了一把手。
这一调整，正好解决了大伯的燃眉之急。上任之后他马上在房管所要了一套住房，他原来那套住房就留给儿子结婚用了。
离职时他把计委几个头头请来吃喝了一顿，酒足饭饱之后大伯提出了最后一次要求，计委几个领导也就顺水推舟，送了一个人情“唉，老领导，房子虽然是计委的，但还是由你掌管，你说了算，我们没意见。”
“这便是所谓的“组织上同意的。”
这样既不在计委工作，又不在房管所上班的儿子便名正言顺地住进了父亲那套一进两开八十多平米的房子里。
后来，群众对大伯这一作法意见较大，反响强烈，县委、县政府对群众反映的这些不正之风，要求进行自查自纠。在一次县委召集的环节干部会议上，大伯做了一番自我检查，并承诺要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尽快将儿子的住房腾出来。
大伯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却另有打算。于是他通过各种关系，把儿子调到计委。就这样这件事情不了了之。这套房子理所当然，名正言顺“屋”归原主了。
这时，大伯心里虽不好受，但表面装得却一本正经，洋洋得意地反问我一句“我的儿子不也是计委的干部吗？有什么问题？比这严重的事多着呢，你不服可以到纪委告去！”
这时，房管所的另一位领导进来，见我们僵持不下，便把小松拉到他的办公室，给我解释了一番，最后答应“研究研究。”
后来遇上了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时代，小松这个穷小子念了两年成人大专，被称其为“知识分子”，毕业后提任组织部副部长一职。
有一天，大伯突然来到我家，一进门便惊讶地说“啊呀，松部长，这就是你的家呀”？然后他环顾四周非常关切地说道“这房太危险、太窄憋了吧”。然后双手一摊“你看看，你看看，我们有些工作人员也真成问题，这是我的失职，我的失职……”
大伯这时把责任全部归于自已。小松心里不觉好笑，便吩咐老婆“陶所长第一次登门，不管条件好赖，你给咱们炒两个菜，我和陶所长喝两盅”。
大伯见小松这样，也没加阻拦。三杯下肚后，大伯的话匣子又打开了，他端起酒杯在炕上跪了起来说道“老哥过去有些事情做得有点过分，对不起！”说着便把腰一弯，头一低，双手把酒盅举过了头。
本来大伯比小松大将近二十岁，还是我的长辈，小松刚当了个副部长，充其量不过是个兵头将尾的副科级。大伯的工龄也快有我年龄大呀，这样恭维已经让我